袁枚是乾嘉时期的“一代骚坛主”，诗坛“性灵派”旗手，他那本近六十万言的《随园诗话》，其间寄寓的诗篇美学思维和创造理念成一家之言，足可供后世研讨。“诗话者，辨句法，备古今，记盛德，录异事，正讹谬也”（《许彦周诗话》），唐宋以降，诗词创造空前昌盛，诗话类的赏析文字也大行其道，至清代已洋洋大观。《随园诗话》在选录各阶层诗人的诗作之际，以漫笔笔法记事、点评，证明、显示“性灵说”的美学观，与此一起反映出袁枚这位鉴赏家、诗论家兼编辑家、出版家的眼光与胆略。
作为名重一时的文人诗人，又经年累月撰写诗话，袁枚对怎么选诗、选什么诗，适当考究。他在《随园诗话》中称：“选诗如用人才，门户须宽，采纳须严……尝标语云：‘声凭宫徵都须脆，味尽酸咸只需鲜。’”（卷七之三十二）撰写《随园诗话》时，杭州、南京等地稀有百人献上诗篇，以求当选，哪怕仅仅一二摘句也称心如意。袁枚不以人取诗，而是看诗自身是否够“脆”够“鲜”。曾有人以某“巨公”之诗求当选，袁枚阅之昏昏欲睡，便直言相告：“诗甚清老，颇有功夫；然而非之无可非也，刺之无可刺也，选之无可选也，摘之无可摘也。”（补遗卷二之七十二）与袁枚“交好”的某太史送来诗集四十余卷，袁枚“苦其太多，托门下士周午塘代勘之”。周午塘勘阅后戏题道：“何必老词坛，篇篇别调弹。披沙三万斛，检得寸金难。”袁枚读之不觉大笑，戏和云：“消夏闲无事，将人诗卷看。选诗如选色，总觉动心难。”（补遗卷一之五十三）
袁枚指出，“选家选近人之诗，有七病焉”，尤其是“徇一己之友谊，听别人之求请”这第七病，“余作《诗话》，亦不能免”（卷十四之二）。不过当选《随园诗话》的诗篇或摘句多出自布衣、贫士诗人，更难以想象的是不少女子及贩夫走卒之句，这在其时的文坛已殊为可贵，也与袁枚身为“诗坛‘性灵派’旗手”的诗篇观与撰写诗话的初衷相吻合。袁枚从不讳言“独爱言情之作”，“余每下苏、杭，必采诗归，以壮行色；性之所耽，老而愈笃”，各方投赠佳句，他“摘抄甚多”。当然，当选的诗句无论是言情状物、记游抒怀仍是咏史讽喻，要不落窠臼才行。相较于某些巨公名士，袁枚称誉“贫士诗有极妙者”，如陈古渔的“雨昏陋巷灯无焰，风过贫家壁有声”“偶闻诗累吟怀减，偏到歉岁饭量加”，杨思立的“家贫留客干妻恼，身病闲游惹母愁”，朱草衣的“床烧夜每借僧榻，粮尽妻常寄母家”，徐兰圃的“不幸最是牵衣女，哭说邻家午饭香”等，真情流动，尽显穷且困顿之感（卷三之十一）。
因欣赏诗作而提拔作者，对袁枚来说也是习以为常的举动了。某年，他请人引荐了一个抄书人黄生，此人甚是“朴野”。一次，袁枚偶尔通过黄生的案头，见他写下“破庵僧卖临街瓦，独井人争向晚泉”，啧啧称奇，随即奖励他五斗米，取得奖励的黄生自此更尽力作诗。《随园诗话》中选入黄生的不少妙句，如“云开日脚直，雨落水纹圆”“笔残芦并用，墨尽指同磨”“旧生萍处泥犹绿，新落花时水亦香”“旧甓恐闲都贮水，破墙难补尽糊诗”等（卷五之五）。
袁枚曾慨叹：“采诗如散赈也，宁滥毋遗。然其诗未刻稿者，宁失之滥。已刻稿者，无妨于遗。”（补遗卷八之二十五）对选诗，他从始至终坚持敞开的情绪，在秉承“以质制胜”的规范的一起，也尽量向没时机将自己的诗作结集的诗人歪斜。加之几十年的交游、采风、撰写，使他意识到“诗往往有畸士贱工信口开河者”（补遗卷十之三十八），因而很多选入落第秀才甚至社会底层人士的诗句，如“芦墟缝人”（成衣）吴鲲的“小雨阴阴点石苔，见花凋谢意徜徉。徜徉且自扫花去，花扫不完雨又来”，杭州缝人郑某的“竹榻生香新稻草，布衣不暖旧绵花”；汉西门袁某以卖面筋为业，其《咏雪和东坡》有“怪底六花难绣出，佳人何处着针尖”之句。袁枚以为他们虽然“皆贱工也，而诗颇有生趣”（补遗卷八之三十二）。在《随园诗话》卷八，袁枚记道：“有箍桶匠老矣，其子不时冻馁之。子又生孙，白叟爱孙，常抱于怀。人笑其痴。白叟吟云：‘曾记当年养我儿，我儿今又养孙儿。我儿饿我凭他饿，莫遣孙儿饿我儿！’”可见此诗意图之深沉。他还写过家园一贩鬻者（小贩），虽然不怎么识字，却强学词曲，作哭母诗云：“叫一声，哭一声，儿的声响娘惯听，怎么娘不该？”袁枚点评：“语虽俚，闻者动色。”
袁枚选诗，除了讲究性格，他对家常语、口头话入诗分外嘉许。他说过，“家常语入诗最妙”，为此选入布衣陈古渔《牡丹》中的诗句“楼高自有红云护，花好何必绿叶扶”，徐贯时《寄妾》中的诗句“善保玉容休怨别，不幸无益又伤身”，均平白易懂，便于歌咏撒播。至于口头话，“说得出就是天籁”，袁枚列举了孙诵芬的《冬暖》：“草痕回碧柳舒芽，眼底翻嫌岁序差。惋惜轻寒重勒住，否则开遍小桃花。”黄蛟门的《竹枝》：“自拣良辰去郊游，相邀女伴尽娉婷。关怀生怕朝来雨，一夜春风侧耳听。”还有“高手不从时髦体，好诗只说眼边情”“阶前不种梧桐树，何处飞来一叶风”“贪着夜凉窗不掩，秋虫飞上读书灯”等，这些诗句都是大白话，却神韵十足。
《随园诗话》屡次着重“诗有天籁最妙”“童语终是真语”，对坊间儿童的诗作也予以必定。一天，袁枚看见两个儿童放风筝，一童得顺风大喜，另一童咏诗道：“劝君莫讶春风好，吹上还能吹下来。”袁枚听后“深喜之”（补遗卷七之二）。还有童子嘲其师云：“褒衣大招方矩步，腐气冲天天亦惧。”颇具李白《嘲鲁儒》之风（补遗卷六之八）。袁枚以为“诗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”，好诗往往“妙在皆孩子语也”，坦言“村童、牧竖，一言一笑，皆吾之师，善取之皆成佳句”。他曾记随园一担粪者，某日在梅树下陈述：“有一身花矣！”袁枚听后突来创意，从而吟道：“月映竹成千个字，霜高梅孕一身花。”（卷二之四）
选诗时能做到人人平等当然不易，但袁枚更懂得“正人不以人废言”的道理。作为一位鉴赏力适当高的诗人，他对严嵩、阮大铖等人的诗篇非常欣赏，选取了他们的一些佳句来评点，虽然他们是身败名裂的一代奸雄。在《随园诗话·补遗》卷七之五十二，他称严嵩的《钤山堂集》“颇有可观，如‘卷幔忽惊山雾入，近村长听水禽啼’‘沙上柳松烟霁色，水边楼阁雁归声’，皆心爱也”，又说阮大铖的诗句“‘露凉集虫语，风善定萤情’，后五字颇耐想”。
总而言之，《随园诗话》博闻广录，所选之诗出自诗坛表里的千家万户，不以名位取舍，不管他者臧否，虽然有应付唱和之作，也要看是否可读、是否耐读。所选诗作或许性格气质各有凹凸，或许抒发叙事并无深义，但只需读之有味，就满足。要知道，袁枚出现给世人的，是带有其个人档次和价值建议的诗话，诗需高雅清通，更要鲜活生动，凸显性格、特性、诗才三方面的特质，这是诗篇创造必备的要素，也是“性灵说”重视的焦点。